家乡有个谢冰莹

　　还是从儿时记事起，就听说同村同族的谢玉芝老太爷有个很有才气的女儿鸣冈，能写一大本一大本很厚的书。小小年纪的我就感到几分敬重和神秘。那时，我家就住在她家的旁边，相隔不足一箭之地，谢玉芝家是几代书香门第，家境颇富，我父亲常去他家帮工或打杂，铮点钱以糊口，我也有机会常去他家。记得大约是解放前夕，那一年过中秋，他家在自己的后花园摘柚子，我也站在树下看热闹。不料有个很大的柚子一下掉在我的脚边，我抱起来就走，他家的仆人追了上来，要我退还柚子，我不给。正在争抢，鸣冈（其时远在他乡）的大嫂走了上来，问我是哪家的孩子（那时我四岁），我说是承爱（我父名）家的。她大嫂就笑了，说：“既然是承爱家的，怪本分老实的一户人，就再给两个让他抱走吧！这孩子，浓眉大眼的，长大了不是个角色，就是个恶贼！”

　　后来，我长大了，既没成为角色，也没成为恶贼，倒是在市委机关当了个办事员，知道当年写的鸣冈，就是近代著名的女作家谢冰莹，而且从《中国现代文学史》上读过有关记述她的一小段文字。我就感到有点自豪，认为家乡出了个国内外闻名的女作家，何况又是同宗同族的姑姑。一九八三年，他的亲侄子谢直资（与我属同宗同辈的兄弟），在湖北襄樊市工作，要我帮忙调回家乡。我即与当时的教委主任联系，充分利用我在市委办工作的关系，于当年将谢直资调了回来，安排在市一中当教员。从此，我们一家与谢直资一家，就有了比较密切的交往。

　　就在谢直资调回不久，有一天与我谈及身居海外的姑妈谢冰莹的情况，说她十分想家，想要我拍一张她临盆降生的房间的照片，我当时就应允了。但回到家乡一看，那些房子早在土改时就分给了贫雇农，住了三十多年了，不但房子的样子早就面目全非，而且前去拍照，又怕引起贫下中农的诸多猜疑。我就站在他家房子（一座叫守园的大庄园）的外边徘徊，左看右看，觉得拍个园子的大轮廓算了，一不会惊动园内的几户贫下中农，又可以向直资交了差。我当时一按快门拍了照，洗印成照片交给了直资。没想到，数月后，当时的政协主席谢乐平，一脸严肃地把我叫进他的办公室，取出一张报纸要我看。我拿起报纸，见是台湾出版的《中央日报》，在第三版的中间部位，刊载了我照的那张照片，记得那标题是《谢冰莹放声大哭》。文章说谢冰莹收到了家乡的照片，昔日故居那宏大壮观的守园已经破落不堪，围墙没有了，房子坍塌了，仅存几间房舍的屋檐下，挂满了稻草和干红薯藤叶，谢冰莹为此放声大哭。此外，还有一些诸如谩骂、诋毁我党和政府的文字。我看后大吃一惊，知道惹出是非来了，若是在“文革”前，我一定会成为“里通海外”的现行反革命，我不知谢乐平主席将如何处置这个事件。我知道，报纸绝对是从省以上某机关寄来的，因为我们地市政协根本看不到《中央日报》。好在当时的对台政策已经比较宽松，谢主席只是问了我当时拍照的动机和经过，底片现存在何处？照片是如何寄出去的？我于是把当时拍照的情况做了汇报，只是照片如何寄出去的，我确实并不知晓。第二天，我就去找了谢直资，并把政协主席找我的事告诉他，问他照片是不是由他寄出去的。他一口否认照片是他寄的，并安慰我说没事，现在党正在改善对台关系，照张旧房屋的照片没什么了不起。果然，后来此事再无人过问，我也就安然无恙至今。

　　有了这次虚惊，后来我就明智多了。一九八四年四月，我写了一篇《万里游子心》的散文，发表在湖南的《文艺生活》月刊上。当时是先寄给《湘江文学》的，他们不敢发，我再寄给《文艺生活》。在写这篇文章时，我给谢冰莹的侄子谢直资谈了自己的想法，我说写这篇文章，目的是宣扬谢冰莹爱国爱乡的思想，但一定要遵守三个原则。一是保证不得罪台湾当局；二是保证不伤害我们党和政府；三是保证让谢冰莹自己满意。后来，果然收到了较好的效果。谢冰莹从海外给谢直资来信说：“春长先生的文章我也已经看了，写得很好，请代我向他表示感谢。”

　　一九九六年十月，正直谢冰莹九十大寿。其时我在文联任主席，我们文联与市侨联、市侨办联合举办了庆贺谢冰莹九十寿辰的座谈会，应邀参加的还有省地侨联的负责人，以及我市部分文学骨干，说明家乡的亲人们，时刻没有忘记和关心身居海外的谢冰莹。

　　现在，谢冰莹女士已离世而去，但她的作品，她的爱国爱乡的思想将永远是千古不朽的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