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家乡有个谢冰莹

作者: 文章来源:娄底侨联 发布时间: 2013-09-12 字体:【】【】【

  还是从儿时记事起,就听说同村同族的谢玉芝老太爷有个很有才气的女儿鸣冈,能写一大本一大本很厚的书。小小年纪的我就感到几分敬重和神秘。那时,我家就住在她家的旁边,相隔不足一箭之地,谢玉芝家是几代书香门第,家境颇富,我父亲常去他家帮工或打杂,铮点钱以糊口,我也有机会常去他家。记得大约是解放前夕,那一年过中秋,他家在自己的后花园摘柚子,我也站在树下看热闹。不料有个很大的柚子一下掉在我的脚边,我抱起来就走,他家的仆人追了上来,要我退还柚子,我不给。正在争抢,鸣冈(其时远在他乡)的大嫂走了上来,问我是哪家的孩子(那时我四岁),我说是承爱(我父名)家的。她大嫂就笑了,说:“既然是承爱家的,怪本分老实的一户人,就再给两个让他抱走吧!这孩子,浓眉大眼的,长大了不是个角色,就是个恶贼!”

  后来,我长大了,既没成为角色,也没成为恶贼,倒是在市委机关当了个办事员,知道当年写的鸣冈,就是近代著名的女作家谢冰莹,而且从《中国现代文学史》上读过有关记述她的一小段文字。我就感到有点自豪,认为家乡出了个国内外闻名的女作家,何况又是同宗同族的姑姑。一九八三年,他的亲侄子谢直资(与我属同宗同辈的兄弟),在湖北襄樊市工作,要我帮忙调回家乡。我即与当时的教委主任联系,充分利用我在市委办工作的关系,于当年将谢直资调了回来,安排在市一中当教员。从此,我们一家与谢直资一家,就有了比较密切的交往。

  就在谢直资调回不久,有一天与我谈及身居海外的姑妈谢冰莹的情况,说她十分想家,想要我拍一张她临盆降生的房间的照片,我当时就应允了。但回到家乡一看,那些房子早在土改时就分给了贫雇农,住了三十多年了,不但房子的样子早就面目全非,而且前去拍照,又怕引起贫下中农的诸多猜疑。我就站在他家房子(一座叫守园的大庄园)的外边徘徊,左看右看,觉得拍个园子的大轮廓算了,一不会惊动园内的几户贫下中农,又可以向直资交了差。我当时一按快门拍了照,洗印成照片交给了直资。没想到,数月后,当时的政协主席谢乐平,一脸严肃地把我叫进他的办公室,取出一张报纸要我看。我拿起报纸,见是台湾出版的《中央日报》,在第三版的中间部位,刊载了我照的那张照片,记得那标题是《谢冰莹放声大哭》。文章说谢冰莹收到了家乡的照片,昔日故居那宏大壮观的守园已经破落不堪,围墙没有了,房子坍塌了,仅存几间房舍的屋檐下,挂满了稻草和干红薯藤叶,谢冰莹为此放声大哭。此外,还有一些诸如谩骂、诋毁我党和政府的文字。我看后大吃一惊,知道惹出是非来了,若是在“文革”前,我一定会成为“里通海外”的现行反革命,我不知谢乐平主席将如何处置这个事件。我知道,报纸绝对是从省以上某机关寄来的,因为我们地市政协根本看不到《中央日报》。好在当时的对台政策已经比较宽松,谢主席只是问了我当时拍照的动机和经过,底片现存在何处?照片是如何寄出去的?我于是把当时拍照的情况做了汇报,只是照片如何寄出去的,我确实并不知晓。第二天,我就去找了谢直资,并把政协主席找我的事告诉他,问他照片是不是由他寄出去的。他一口否认照片是他寄的,并安慰我说没事,现在党正在改善对台关系,照张旧房屋的照片没什么了不起。果然,后来此事再无人过问,我也就安然无恙至今。

  有了这次虚惊,后来我就明智多了。一九八四年四月,我写了一篇《万里游子心》的散文,发表在湖南的《文艺生活》月刊上。当时是先寄给《湘江文学》的,他们不敢发,我再寄给《文艺生活》。在写这篇文章时,我给谢冰莹的侄子谢直资谈了自己的想法,我说写这篇文章,目的是宣扬谢冰莹爱国爱乡的思想,但一定要遵守三个原则。一是保证不得罪台湾当局;二是保证不伤害我们党和政府;三是保证让谢冰莹自己满意。后来,果然收到了较好的效果。谢冰莹从海外给谢直资来信说:“春长先生的文章我也已经看了,写得很好,请代我向他表示感谢。”

  一九九六年十月,正直谢冰莹九十大寿。其时我在文联任主席,我们文联与市侨联、市侨办联合举办了庆贺谢冰莹九十寿辰的座谈会,应邀参加的还有省地侨联的负责人,以及我市部分文学骨干,说明家乡的亲人们,时刻没有忘记和关心身居海外的谢冰莹。

  现在,谢冰莹女士已离世而去,但她的作品,她的爱国爱乡的思想将永远是千古不朽的。
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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